那是一个清晨，大约是2019年的一个夏日，当时大约是早上八点左右的时候，我正沉浸在加班熬夜后的短暂睡眠中，手机突然响起，我朦胧地接听了电话。
还未等我开口，对方就已经如连珠炮般责问：“你为何不接电话？我给你发了社长的电话已经三个月了，你为什么不与人家联系？你是看不起这活还是有什么嫌弃？我发现你们这些能拍点什么的人都‘牛’得很！我只是想给你们当个‘托’牵个线，怎么就这么难？” 我还没来得及插嘴解释，电话就被挂断了。
打电话的是薛保勤，明显是真的生气了……
薛保勤，一位在文化领域颇负盛名的文人，他热衷于文学创作，擅长写歌作诗，作品丰硕。
以前，我曾多次厚着脸皮去找薛保勤，希望他能允许我在未来为他的音乐作品拍摄MV。后来他看我态度诚恳，就让我“试活”了几把，结果我制作的MV得到了他的认可，他表示“还行”，并说要给我报酬，说：“这种活都是按分按秒计费的，我是‘自愿者’，报酬不多但也有个少。”
与薛保勤这样的文化大家交往，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怎么可能反过来收他的钱呢？一来二去，时间长了，他总觉得好像欠我点什么，总想找机会补偿我。
图片说明：瓜农在田间采收西瓜
有一天，他说：“《当代陕西》杂志社最近派了一个记者到农村蹲点80多天，写了一部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准备出版，请我给书写个序。我看了，作者笔头相当硬，故事也相当精彩。我建议把这个好故事再提升一下，跟你联系把这个村子拍成3集专题片，一来发挥你对农村题材的把握能力，二来也算给你拉个活。但你不能‘心黑’只想赚钱，要是拍砸了，我这脸面就丢了。”他给了我电话，并叮嘱我：要赶快主动和杂志社联系。这个“托”就算是拉上了。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很怯火、害怕。原因有三：其一，这几年我为政府机关拍了不少宣传片，这些活儿都不难，难的是要翻来覆去地“改”，做了很多无用功，简直把我改疯了；其二，“要见树木且见森林”的要求，这个度很不好把握；其三，万一弄不好丢了人，日后都没脸见薛保勤了。实在忐忑不安，心里“呜哇绿哇”总是像弹棉花一样，就迟迟没有给杂志社回话。
就这样，三个月过去了，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我接了电话却无法插上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薛保勤创作了一首抗击疫情的歌词，我爽快地答应了，并在10天内完成了MV的制作。
这期间，薛保勤再也没有提起关于杂志社专题片的事。但我的团队里有六、七个员工要吃饭呢，没有活干，工资怎么发？厚着脸皮，我给社长打电话说明了我的意图：想把专题片改成纪录片。
薛保勤说：“专题片也好，纪录片也罢，我都不管，题材是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伟大转折，只要看看北方农村的平均状态就行。你可想好了，钱就这么多，你要省着花，把事情办‘洋火’。脚本和拍摄方案啥时候交呢？”我说只要你同意，我很快就可以拿出来。
其实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带领团队的伙计们去农村一边干活一边躲避疫情，挺好。在杂志社领导以及薛保勤的叮嘱声中，《重泉纪事》（最初的片名）纪录片项目就上马了。接下来，拍摄方案怎样写？脚本怎样写？啥时候交？成了我的心病。
二
“你说你啥时候能交？你可不要盲目地拍，见啥拍啥！这都要有脚本，我要让同志们审你的拍摄主题呢！”薛保勤又催我了。我说，我驻村调研才3个月，还没有完成呢，我怎么给你交？
“人家3个月都出了一本书……我要的脚本3个月了影子都没见，不行，礼拜一你回来，到省委来咱们开个会。我写了一辈子的字，难道我不懂？”薛保勤又把电话挂了。
一场“拧螺丝”的大会开始了。“人家杂志社掏的是真金白银，你给我说，哪个纪录片不写脚本让你随心所欲拍？你这样干我都害怕了，不行就停了！”薛保勤的语气凝重、严肃。
社领导赶忙圆场：“农村事情不好干，多给满朝点消化的时间。”我给薛保勤解释：我拍的不是“高级PPT”，我用的是直接电影模式，不能摆拍造假。“我让你拍专题片，你改成了纪录片，现在你又要拍电影？没有脚本谁知道你想干啥？”社领导帮忙打完“圆场”就走了。
那天中午，薛保勤拉着我去后村吃了一碗羊肉面，他特意要了一瓶啤酒，我连忙倒入杯子敬他。他说：“你的战线拉的是久了点，不过，我也好这一口。创作这东西有点像酿酒，时间不到不够味。”
此后，关于“拧螺丝”的会先后开了七八次，我态度无限好，结果就是不听，气得薛保勤不理我，让其他人继续给我“拧螺丝”。有一阶段我打电话、发微信汇报工作进展，他都一概不回。我心里想，又把薛保勤惹生气了。
三
直到2020年9月，薛保勤终于回电话了，说：“我明天去重泉看看你们，你年龄也不小了，该注意身体了。‘竹竿还要竹子捆’，我当过生产队支部书记，知道和农民怎样打交道，咱们当面交流。”
接完他的电话，我估摸着薛保勤会当着摄制组和村里人的面给我“拧螺丝”，那我可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这可咋办呢？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薛保勤到村里那一天，把我表扬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当然他也对拍片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薛保勤说：“我想说几个点：首先是主题。主题是希望的田野，深情的土地，勤劳的人民。要努力把这些主题体现出来，尤其是希望的田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讲希望的田野，现在这片土地依旧是希望的田野。当所有人都说农村已经空壳了、农村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这个片子是有特殊意义的。我是当过农民的，我还当过村主任，那时候农民羡慕我们知青能吃玉米面，现在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依然有希望。我觉得主题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穿‘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就是土地与生命，生活与希望，奋斗与理想。”
那天离开村子的时候，薛保勤叮嘱我：“一定要把土地的精神、村庄的精神、人民的精神拍出来。直接电影没有办法写脚本，你以为我啥不懂？我和杂志社的领导沟通过了，以后不过多干涉你的创作，你就照自己的想法来拍。”我嘿嘿地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薛保勤是听朋友说我在村里累病了，就专门到村里给我撑腰解套来的……我又知道了前一段时间他不回我信息的原因，是因为他胳膊骨折了。
2021年8月24日，原本3集的专题片最终拍成了4集的纪录片《瓜熟蒂落》。审片的时候，薛保勤说这是迄今为止在他手里拍过的最真实、最有意义的片子。
《瓜熟蒂落》在央视播出前，薛保勤又悄悄地告诉我：“满朝啊，央视这一次也是够‘胆大’的，好东西都是有目共睹的。不过里面的歌词你得改一句——不要‘活监狱’，改成‘种地的’，种地也是有出息的，苦难围绕这个‘希望的田野’的主题才有意义，脱离主题就成露丑了。”
从拉个“托”到“拧螺丝”再到改歌词，没有薛保勤“点拨”哪有《瓜熟蒂落》的今天。2023年8月，《瓜熟蒂落》获得国家广电总局两项大奖，我激动地给薛保勤汇报，想请他吃个“忆苦思甜”饭，他委婉地拒绝了，说：“不要把我们的关系搞得那么庸俗嘛。获奖了说明杂志社有眼光，你们也努力，证明这个‘托’我拉得好，螺丝给你‘拧’得对，你们高兴了，我就更幸福咧！”
（作者系电视纪录片《瓜熟蒂落》总导演）
